坪林徐善森先生 口述歷史訪問記錄

    我出生於日治昭和18年(1943年，民國32年)11月12日的大坪林庄[1]，正值二戰末期，及長聽聞鄉親父老的敘說：「坪林庄地處中部內山未受盟軍轟炸壢西坪軍機場等軍事設施的威脅，但『奉工』、『配給』等戰時統制政策的衝擊，已深深影響鄉民的日常生活，真是含辛茹苦(細節待後文再敘明)。」

    坪林徐家有三支系，均是明治35-36年(1902-1903)總督府完成泰雅族北勢群的「理蕃事業」與「馬那邦山-大克山-白布帆」的隘勇線設置後遷入的，但無親族關係，可能與「廣泰成」黃南球公曾在新雞隆庄(今銅鑼鄉雞籠山下的盛隆村、新隆村)開發山林有關。據長輩印象所及，先祖本落腳在西山庄(今苗栗市福麗里)，祖父徐阿漢(正名：徐維翰)到三叉河崩山下(今三義鄉雙潭村)一帶焗腦(樟腦)，育有6子。日治初期(明治30年，1897年)祖父先派大伯徐阿琳(正名：徐作琳，時年15歲)、三伯徐阿元(正名：徐作元，時年12歲)[2]翻越薑麻園(聖衡宮)，大致順著今日苗130縣道路線，再經八份、草寮(今景山里) ，沿山脊稜線到坪林焗腦、開墾，且一路多少有人往返內山墾荒，談不上絡繹不絕，至少路跡明確，所以證明「路是人走出來的」；後因隘勇線設置，草寮、坪林治安平穩，坪林開墾有成，明治36年(1903年)祖父才攜家帶眷到坪林正式入籍、落地生根。

    我祖父來坪林開墾，對於墾田務農較不喜，反倒是樟腦收益高，較喜做山(開山焗腦)。細究其因，一是製腦收益高，利之所趨是人性；二是早期平地開田所成的產權悉歸廣泰成墾號(黃南球)所有，且地租高得不合理，豐年所得固能溫飽，歉收就得另添番薯(籤)入飯，以補地主運走地租(稻穀)後所剩不多的主食，因此墾民早期開田意願較低。例如：我伯父們早期開闢完成的水田(後來由堂哥負責耕種的田地)，所有權就登記在廣泰成墾號名下[3]，我家只是純然的佃農。佃農困境是有些年冬收成不好時，稻穀曬乾了，地主就找人將地租額度的優質稻穀挑走，稻埕上只留下所剩不多的次級稻穀 ，那一冬(耕種季)幾乎等於是做白工(佃農一家老小的主食全賴此稻穀餬口，不足時就得添加地瓜，方能餵飽一家老小)。

    若是連續兩、三季歉收，恐有佃農不堪徒勞無功而棄作，改讓其他佃農來承租地情事發生，因此1953年(民國42年)政府實施「耕者有其田」時，有現耕佃農就恰巧因剛接手承租而獲得優先「放領」，取得土地所有權，這就是歷史的「幸」與「不幸」真實映照。惟，大正11年(1922)總督府為照顧開墾先民，將地勢較緩的山坡地無償放領(「拂下」)給墾民後，先民運用老祖先智慧，依等高線闢成逐級梯田，引泉水或野溪水灌溉，雖然面積較小且畸零的幾分地，但所有權歸墾民而非黃南球家族，對坪林墾民的生活確實有大幅改善之處。這無償「拂下」政策其中是否有對坪林墾民有特別的優待之處，我是不得而知，但對照「拂下」給政商關係良好的有力人士，如景山(草寮)日資的松本農場有200多甲，黃南球家族後代在武榮(今大湖鄉)也取得好幾百甲，坪林地區的一般墾民只有幾甲地，驗證總督府未必是特別關照坪林區得的墾民了。

    家父徐阿盛(正名：徐作盛，排行七男)育有二子六女，我是次男。我出生後不久，昭和20年 (1945年，民國34年)日本戰敗，在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指令下，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負責接收事宜。翌年9月，原卓蘭國民學校大坪林分教場(分校)奉准獨立為大坪林國民學校[4]，對於坪林子弟接受六年國民義務教育機會是一大福音。在國小階段，幸遇兩位恩師賴福雲師[5]、吳煌坤師(新竹北埔人)悉心教導，奠定課業良好基礎，尤其是師範學校剛畢業分發到大坪林國校任教的吳煌坤師，擔任5年級導師時，精心挑選3位同學(包含我在內)，晚上免費課後輔導，協助越級報考卓蘭中學初中部(只有3班)，3人竟能打敗數百位的六年級生，獲得錄取的佳績(3人成績皆在50名左右)，真是人生中一大樂事也。

    不過，卓中校長徐鳳鳴先生(祖籍：廣東省蕉嶺)堅持錄取者須取得畢業證書方能註冊，因此不得不返校讀完六年級課程，翌年(1956)再報考、錄取，才順利進入卓中就學。初中三年期間，多是外省籍師資為主(其中好幾位老師與徐校長有梅縣、蕉嶺同鄉之誼)，各省鄉音的適應也是一門功課；不過，仍有兩位老師較有印象，一位是英文老師，他的國語字正腔圓非常好聽，另一位是教授幾何(數學)的老師，非常嚴格(很兇)，若有學童不乖或成績不佳，會隨手拿教具(尺、三角板或圓規)處罰學生，同學對他敬畏有加。

    本地師資以詹益川(藥學詩人詹冰)、詹益鄉(東海大學膠彩名家詹前裕教授之父) 老師印象較為深刻，都是我的理化、數學恩師，課堂上雖無詩文藝術氣息的饗宴，但毫無日式斯巴達教育的作風，以自由開放的方式循循善誘，讓學生如沐春風的上課情景彷若昨日。如今每思及當年因坪林地處偏遠，交通又不便，不得不在老庄賃屋苦讀，而卓中師長諄諄教誨，實惠我良多。

    初中畢業後，因傳統農業需要較多人手幫忙，且家父希望我兄弟倆能留在坪林繼承家業，於是放棄升學夢想。服役時，一度參加隨營補習的課程，惟軍事訓練與移防演訓的繁重，最後也不了了之。儘管如此，退伍後閒暇之餘，涉略國學經典、歷史演義等文史著作，仍是人生樂趣之一，這或許是近年研究坪林歷史及遺跡的一大助力。

    徐家在坪林地方事務的參與是不落人後的，堂兄早年是卓蘭鎮農會理事，屬於農會劉派系統。後因年事已高，需要家族中後生晚輩能接棒，但其他堂兄弟意願不高，乃推舉我競選農會代表，進而當選農會理事。民國71年，因原任鎮民代表已連任滿兩屆，並表示不再參選，於是在眾人力拱下，成功轉換跑道競選第12屆鎮民代表。只是地方事務繁雜，派系傾軋，一任即萌生退意。直至民國83年，因同屬農會系統的張明豐先生[6]出馬競選鎮長，且私交甚篤，才又重出江湖，直至民國103年(2014)卸下鎮代表會主席一職。

    在職期間，最引以為傲的是，與鎮長詹明光先生通力合作，促成《卓蘭鎮志》於民國102年(2013)出版，讓全苗栗縣的鄉鎮市志完成最後一塊拼圖。同時，基於愛鄉愛土的動心起念，透過文獻資料整理與地方耆老訪談，近年來陸續完成《記錄坪林(一)苗栗縣卓蘭鎮坪林拓墾期的歷史及遺跡》(2015)、《記錄坪林(二)苗栗縣卓蘭鎮  再述坪林的歷史及遺跡》(2017)，而第三本有關坪林產業發展篇章應該可如期付梓，希望能有拋磚引玉之效，期許地方年輕人對家鄉歷史能更深入的了解，未來帶領社區走出新的康莊大道。

[1] 時值日治末年「皇民化運動」高峰，大坪林庄地區無『國語家庭』、『改姓名』等案例，不過在查詢地籍資料時，在大湖一帶的部分家庭確實有『改姓名』的情形。

[2] 徐家輩分排序「齡、維、作、善、可、志、其、昌」，故父執輩為「作」字輩。父執輩原有7兄弟，惟二伯父年幼早夭，故僅有6支系在坪林成家立業。最早到坪林開墾的是大伯徐阿琳、三伯徐阿元(日治戶籍資料是次男，但家人仍慣稱三伯，以示敬重早逝的二伯父。蓋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始於1905年，故之前早夭或已逝的成員不列入登載)兩兄弟為開墾先驅。至於他們(大伯、三伯)到坪林入墾的時間點是依據我堂姊徐梅妹早年聽聞的記憶，再經我採訪後的查證所得。

[3] 有關坪林大面積土地產權轉移，黃南球家族將田地先是賣給來自東勢校栗埔的朱家、林家，後來朱林地主再沿著三條水圳圳路分批賣給卓蘭人，一是黃連風機家族(合夥)，二是詹阿古家族(獨資)，以免造成灌溉問題。

[4]大坪林國校前身是大坪林國(日)語講習所(昭和6年，1931)、卓蘭國民學校大坪林分校場(昭和18年，1943)。前者3年

 一期，期滿續招新一期，後後共計4期，後三期學生均可銜接卓蘭公學校四年級(但第一期除外，殊為可惜)；後者是卓蘭國民學校分校，五年級才轉入本校就讀。民國57年8月1日配合「九年國教」，大坪林國校改名為坪林國小。

[5]賴福雲老師是我一、二年級導師，後來轉任校長，最後在銅鑼鄉的樟樹國小屆齡退休。

[6]據徐前主席的補述:

 卓蘭劉、黃兩派傾軋向來很激烈，農會長期為黃派掌握，所以劉派張明豐在農會改選時，拉攏游離派理事，第一次當選總幹事時，黃派人士心生不滿，即遭反撲而被罷免成功，這過程純然是派系惡鬥，是台灣地方政治派系競爭的縮影。至於張前總幹事被罷免的理由，是否涉及內部管理缺失(人事、經營問題)，徐前主席表示「因該屆已沒有擔任農會理事，不清楚農會內部的營運狀況」。另，卓蘭鎮農會附屬果菜市場的營運有待提昇，主要是當年涉及果菜市場2.5%營業交易稅的問題，以致農民與盤商聯合抵制，轉而私下場外交易以避交易稅，使得原本保護農民機制美意，因農民 的誤解，從美意變成了相對剝奪感， 最後任由盤商宰制果菜價格的惡性循環不斷地歷史重演。